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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


作者:   2018年06月19日


                        2017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

                                         本刊编辑部

  

  2017年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教育改革发展取得新突破的一年。教育科研贡献度持续增强,教育理论成果显示度明显提升,为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

  一、深入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党的十九大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和历史贡献,就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共识和智慧力量,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科学的理论逻辑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对现实问题的深入分析,对未来发展的深入思考,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精辟概括的“八个明确”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之中。[2]学者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产物,是我们党立足中国国情,把握时代脉搏,进行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推动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又一次与时俱进。[3]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具有鲜明理论特色,即坚守真理、传承文明的继承性,与时俱进、引领未来的创新性,不忘初心、践行宗旨的人民性,实事求是、把握规律的科学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4]还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已形成一个主题目标鲜明、内容相互贯通、逻辑层次明确的思想体系,这一重大思想必将在新时代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彰显深厚的思想伟力和强大的真理力量。[5]

  (二)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教育系统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教育部党组研究决定,启动实施“写好教育奋进之笔行动”,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生动实践。[6]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治国理政进程中,把教育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系统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发表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构成了科学完整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即习近平教育思想。习近平教育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对教育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7]习近平教育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指出,我们应从教育的战略定位、根本任务、根本宗旨、发展道路、依靠力量、领导核心等方面,全面深入学习习近平教育思想,[8]要认真学习和落实其中蕴含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进教育改革发展。[9]要深刻认识教育在新时代实现历史使命中的重要作用,深刻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给教育发展提出的新的历史性要求,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办好教育的根本遵循。面向新时代,我们要高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同心同德、开拓进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努力建设教育强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10]

  (三)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扎实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立足教育实际,注重教育特色,转化为教育教学和研究成果,确保在教育领域落地生根。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教育思想专题研究,推出一批高质量、有深度、有分量的理论研究成果。研究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全面准确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邃的思想内涵和理论特征。要把握其人民性、革命性、斗争性、政治性、时代性、民族性、世界性、系统性,深入研究“八个明确”基本内涵和“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等丰富内容,深刻阐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线图和方法论。学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以世界发展大局的视野,论述了我国教育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高瞻远瞩,具有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丰富了我国教育理论宝库,指导着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11]习近平教育思想理论研究和宣传解读是教育科研工作的重要任务。要深入研究习近平教育思想的核心要义与基本内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中把握习近平教育思想的重要地位,以习近平教育思想为指导,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着力构建中国特色教育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二、加快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我国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是学界关注并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教育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与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所以,建设教育强国就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有学者指出,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我国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总方位、加快教育现代化的总方向、建设教育强国的总要求三者是融为一体的重大战略部署,教育优先发展地位要牢固树立,教育现代化更要超前实现。[12]有学者指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要着力“强保障”:首先是重视教师队伍建设,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其次要加强教育投入,重点是要完善财政投入的长效机制,同时,要健全学生资助制度;再次是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健全教育宏观管理体制。[13]有学者提出,要从教育与社会关系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出发,在中国社会的全局中,读懂当代中国发展的顶层设计,发现和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教育需求和社会内蕴的教育力量。人人自觉承担起社会的教育责任,提升社会教育力,是当代中国发展对教育产生更高需求的表现,是中国教育在整体意义上走向现代化,实现深度转型的必需。[14]

  (二)教育现代化的内涵与标准

  教育现代化既是教育强国的根本标志,又是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关于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有学者认为,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是教育现代性的增长。教育现代化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其有效增进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评价的切入点是教育形态,是对教育管理、教育体系、课程与教学、教育资源等的评价以及对教育结果的评价。教育现代化任重道远,须促进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真正实现教育的健康发展。[15]有学者认为,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应从“公益性”和“公共产品”概念转向“共同利益”概念,受教育者的选择权和学习形式应走向多元、平等,学习者的学习应具有终身性、连续性和自主性,应将人的全面发展的各个方面纳入政策视野。[16]有学者指出,教育强国必定强在质量上,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保障和教育贡献四个维度。[17]关于教育现代化的标准,有学者认为,教育现代化应由投入增长、规模扩大、设备更新等外延式发展,转向体制建设、文化变革和队伍建设,并最终落脚人的现代化的内涵式发展,教育现代化指标应包含科学、民主、法治、公平和开放等五大价值维度。[18]还有学者提出,教育现代化的指标应该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用定量的方式衡量基础的教育指标,用定性的方式衡量一个区域的突出成果与创新之处。[19]

  (三)坚持中国特色,树立教育自信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最鲜明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下的现代化。[20]有学者认为,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对教育工作的总要求,揭示了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21]这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自信。教育自信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有学者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自信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奠基了我们的教育自信,巨大的教育成就坚定了我们的教育自信,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增强了我们的教育自信,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思想滋养着我们的教育自信,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保障了我们的教育自信。[22]面向未来,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面临着挑战。要加快推进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办好优质公平教育,统筹城乡教育协调发展,提高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目标奠定坚实基础。[23]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建立在教育自信的基础之上。有学者指出,要立足本土深化教育改革,批判吸收国际教育经验,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构建教育评价的中国标准,建设中国教育的话语体系,主动引领世界教育潮流。[24]

  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结合新时代新要求,教育理论界热议立德树人的时代内涵,并围绕落实立德树人的实践路径等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

  (一)立德树人的时代内涵

  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与目标,事关我国教育发展的方向。有学者从三个维度来解读立德树人的时代内涵,认为立德树人兼具本土性和世界性、历史性和未来性、价值性和教育性,不仅符合中国国情,更与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呼应;既以中国文化中厚重的德行养成、美德教化为历史根基,也延承至面向未来的社会和全球挑战;既关注学生个体的生命成长、个体尊严与价值意义,又将学生长期的个体发展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相结合,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25]“立德树人”命题与教育的本质规定是一致的。有学者指出,就教育的本质内涵来说,“德”表现为人之为人的精神品质,而“人”则指向全面发展的人。立德树人就是要通过人性发展、品德涵养、精神提升等思想道德建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6]有学者强调,坚持立德树人就要加强青年价值观教育,青年成长成才关键要抓好“立德”、“锻才”、“为民”三个任务,“立德”是前提,“锻才”是基础,“为民”是目的。“立德”就是坚定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7]坚持立德树人,要健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长效机制。有学者指出,立德树人拓展了教育的实践领域,对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及其他教育形式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教育目标,它不仅是德育论题,也是教师伦理乃至教育伦理论题。[28]

  (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是系统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途径。进一步做好德育工作,必须要增强针对性和指导性,构建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形成方向正确、内容完善、学段衔接、载体丰富、常态开展的德育工作格局。[29]有学者提出,要站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高度,充分认识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战略地位;构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管理系统,形成育人合力;打造系统工程,整体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30]另有学者提出,要从教育引导学生四个“正确认识”的方法论维度进一步奠定青年学生人生成长的思想基础,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理论深度凸显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各方面齐抓共管的制度机制,推动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合力。[31]有学者认为,师德是宝贵的教育资源。教师以自己的师德为受教育者提供榜样示范,给受教育者以直观教育。教师应做自觉的教育者,其专业素养应具有生命自觉与教育自觉,其中包括道德自觉。教师应是道德自觉者。[32]有学者强调,“系统育人”内含“系统眼光”和“系统自觉”,需要全社会共同创造体制机制的条件与基础,形成基于系统育人,发挥“系统教育力”的体制机制格局,充分发挥体制机制的育人价值,实现全体制育人、全机制育人。[33]

  (三)增强德育的实效性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迫切需要增强德育实效性。有学者指出,增强德育工作实效性,需要确立坚定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文化方向的选择和价值反思意识、现实的校情和学情意识、专业的路径和方案意识,以大德育观规划有效的德育目标。[34]有学者阐发了“具身德育”理论,强调德育的具体化、自身性、实践性,在现实生活与具体情境中实施德育。[35]有学者提出,推进形象德育的实践创新,依托和运用生动具体的形象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36]有学者认为,从接受外在要求到学会自律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必须完成的第一次升华,而从自律走向道德外烁是理想道德人应当完成的第二次升华,这次升华是一个人从道德自律者成长为道德捍卫者的过程。应形成新的学校德育体系和策略,帮助年轻一代确立清晰的主流道德规范,把道德外烁力作为学生道德发展的重要目标。[37]关于校园欺凌问题,有学者指出,校园欺凌实质上是道德问题,其发生与“道德推脱”的心理机制联系紧密。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从“道德推脱”入手对校园欺凌问题进行内部治理。加强以“移情性道德感”为旨趣的道德情感熏陶,注重以“具身化认知”为标准的道德认知引领,建立以“控制与关怀相均衡”为底色的学校环境。[38]

  四、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不仅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教育研究的重要论题。

  (一)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突破的重要经验。科学、合理的改革方法是教育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有学者指出,由于教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构成元素多样,主体复杂,教育系统具备自组织性,同时与其他系统构成双向制约关系,因此,以复杂性理论审视教育变革是适切的,也是必要的。[39]有学者指出,破解体制机制障碍、解决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要坚持以战略思维谋全局、以系统思维促全面、以辩证思维解忧难、以底线思维定方略、以法治思维图善治。[40]有学者认为,改革需要新思路与新方法,需要系统思维,从系统论出发,从系统和要素、要素和要素、子系统和母系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综合考察认识对象。[41]从教育改革涉及的利益主体来看,为了更好地推进教育改革,增加教育改革的动力和合力,减少阻力与成本,必须认真研究和努力完善教育改革所需要的利益协调机制。[42]

  (二)推动教育供给侧改革

  2017年是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深化之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教育供给侧改革要立足新时代新需要,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选择。有学者指出,教育要主动回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深化教育供给侧改革,在新的起点上、更高水平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切实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43]有学者认为,教育供给侧改革要以学生未来发展为导向,要贴近学生的消费需求,满足学生的个性发展,关注未来社会的人才需求。[44]有学者指出,最近几年的教育改革,始终贯穿着一条公平与质量相伴的主线。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中也应当走允许优质,同时鼓励优质带一般,最终达到共同优质的路子。今后,需要促进教育的内涵发展,着重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45]有学者指出,通过提升办学品质,民办教育可以成为推动我国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要着力解决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问题。[46]有学者认为,通过基于互联网共享的开放教育理念,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教育供给侧改革,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和满足个性化发展需求。[47]

  (三)提升教育法治建设水平

  教育法治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对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发挥了引领、规范、支撑和保障作用。有学者指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要将法治理念贯穿整个教育工作过程中,以法治理念引领教育发展的方向,以法治手段解决教育改革的难题,以法治方式营造人才培养的环境;要明确教育立法的价值基准,改革教育立法机制,激励地方教育立法先行;要推进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机制改革,深化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健全教育领域纠纷多元处理机制;要大力实施教育系统法治观念提升工程,加强教育普法队伍建设。[48]关于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有学者提出,须建立与完善基于学校章程的学校多元治理机制,保障学校权力的有效运用,促进学校自主发展;建立与完善多元参与的学校事务监督、评价与问责制度,加强学校依法自主办学过程中的事中、事后监管;建立与完善学校法律顾问制度与法律救济制度,支持与保障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权益。[49]深化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关系依法治教的深入推进,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有学者指出,教育行政执法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行政柔性执法的行业特色,应当充分发挥柔性执法在教育治理中的制度价值。[50]有学者从软法治理视角审视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认为这是一个从标准的制定、实施、评价到形成实效的动态治理过程。其中存在的软法自身理性不足和外在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建构学校标准化建设的最佳秩序须反思“标准运行及其运行实效”,处理好教育治理的阶段特性、地方教育共治的观念格局、软硬法并进的规范体系三个问题。[51]

  五、加强教材建设 深化课程改革

  《教育部2017年工作要点》指出,要切实加强课程教材建设,继续完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完成普通高中课程修订,启动中小学课程实施监测工作。加大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国家统编教材统一使用力度。2017年7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正式成立,我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步入新的历史阶段。课程教材改革问题,继续引发学者们的深度思考。

  (一)重视课程教材建设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

  学校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它的核心内容是课程教材。教育思想和理念、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内容等,都集中体现在课程教材中。教材体现国家意志,事关国家事权。一个国家实施什么课程、使用什么教材,反映并决定了这个国家想要培养什么样的一代人和能够培养一代什么样的人。[52]有学者认为,教材体系建设实质是国家树立文化自信、教育自信的基础和根据。教材体系建设中,特别要坚定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要提升教材体系建设中彰显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信念和信心,形成体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而又立足国际学术前沿、学科门类齐全而又规范有序的教材体系,为提升国家教育和文化力量,体现国家综合实力作出更大的贡献。[53]有学者指出,加强教材建设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关系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性工程。[54]加强教材建设,必须着力教材管理制度的创新。有学者指出,完善国家教材管理制度,要抓好教材管理基础建设工程,加快构建决策、执行、咨询、研究四位一体的运行模式。[55]

  (二)立德树人是学科教学的根本价值

  深化课程改革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由之路。有学者认为,深化课程改革,一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程改革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二是完善课程标准和教材建设,实现文化育人;三是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实现全科育人;四是强化实践环节,推进综合实践活动课实施,实现实践育人。[56]教学方法不同于一般的应用技术,有“育人”的方法论特征。有学者认为,在教学过程中,知识掌握、态度养成、价值观引领、意志培养是统合在教学目标之中的。全员德育、德育一体化,是德育的根本要求,也是教学的基本规律。[57]有学者指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要创新和改革人才培养方式。在基础教育领域,要增加课程的优化和供给,给予学生更多的课程选择权,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学习兴趣和综合素质的提升。[58]有学者指出,高校课程体系体现着价值意涵,担负育人的功能。首先,需坚持课程的多元化与育人的全面性相统一;其次,要依据各课程门类的特征,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课程的同向效应;再次,需充分把握课程内容的学术性与育人目标的价值性的统一。[59]有学者提出,要建构有生命质量的课堂教学,注重课堂教学中师生间情感关系的顺畅、生命联系的牢固及整个课堂教学环境的积极健康,最终指向包括个体情感在内的整体人格的健全发展。[60]

  (三)落实核心素养是有效推进课程改革的基础

  伴随着新课标的颁布与实施,一场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教学变革将全面展开。有学者认为,在教育政策层面,核心素养的实施要构建学段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标准;在学校层面,核心素养的本质是育人目标,因此,核心素养校本化实践也必将从学校的育人目标重构开始,并逐步构建基于核心素养育人目标的课程体系、课堂教学和教师发展。[61]有学者认为,要突破囿于 “知识理解”层面的传统教学模式,实现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做到知识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结果性知识与过程性知识相结合、学科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相结合、外显性知识与内隐性知识相结合、证实性知识与证伪性知识相结合。[62]有学者认为,学科素养主要包括学科知识、学科能力、学科情意,其教学策略应为:掌握学科核心概念,形成合理的学科知识结构;关注学科形式,学会学科思维;开展学科实践与探索,理解学科旨趣,在活动中培养学科情意智慧。[63]落实核心素养,构建与之相适应的课程评价体系是关键。有学者指出,核心素养是一类高度抽象、结构复杂的高阶能力,传统教育测量范式的应用面临着极大挑战。[64]在学习评价上,要突破单一侧重知识性的标准化评价方式,更多地采用发展性、过程性、表现性的评价方式,既保证学生发展的基线标准,又给学生的个性发展留出充足的空间,真正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实际状态,激励每一个学生个性化成长。[65]

  六、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与制度建设

  2017年,首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浙江、上海两地,在高考改革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取得了突破。新一轮高考改革将继续有序铺开,新高考改革也从理论设计转向实践推进。2017年,又恰逢恢复高考40周年,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建设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不断丰富。

  (一)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

  伴随着高考改革的推进,新高考改革的顶层设计思路逐渐清晰,改革触角已深入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层面。有学者梳理了40年来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变迁,认为当前的高考改革呈现出注重全面发展、能力本位、综合评价和公平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全面发展是目标,能力本位是根本,综合评价是过程,公平公正是基础。[66]有学者指出,新高考改革在育人模式上,重视学生选择机会;在育人方向上,强化学生过程指导;在学科建设上,强调学科差异发展;在学校管理上,转向精准管理、个性化评价。[67]有学者将新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归纳为“一体四面”:以学生为本体,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根本目标,实行文理融通、推进综合评价、探索过程评价、拓宽选择空间。[68]有学者认为,高考改革应以“不变”之公平原则应“万变”之考试内容与形式,既需要积极寻求科学高效的人才选拔方式,又务必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回应大众关切。当公平与科学、公平与效率发生矛盾时,应该尽量在两者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69]

  (二)高考改革的问题探索

  高考改革在科学性与多样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其改革任务复杂艰巨,改革发展过程迂回曲折,高考改革仍负重前行。有学者分析指出,高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诸如高中学生评价的公平性、高中学校教育教学的质量、高校招生录取的科学性等,依然是高考改革中的薄弱环节,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在改革中继续探索并逐步形成共识。[70]有学者认为,高考改革受制于多重社会功能,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高考的社会功能与工具价值逐渐增强。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维护社会稳定与公平更是成为高考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对此应该有充分的认识。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各利益相关者不断增加与分化的利益诉求,对高考招生制度的科学性与公平性提出了变革需求,成为高考改革的动力机制。[71]有学者指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把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的改革作为主要任务。注重对考生能力和潜质的考查,高考科目设置及赋分的变动要科学而谨慎。[72]有学者提出,无论高考如何变化,一些基本理念和原则都必须一以贯之地体现与遵循,如坚守公平公正,秉持科学创新,促进个性发展,强化育人功能,提升教育质量,服务社会需求,等等。[73]

  (三)高考改革的制度建设

  高考改革的制度建设不限于教育内部,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因素,需从社会全局认识高考、把握规律。有学者指出,面向未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要与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相适应,必须加深对考试招生工作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加自觉有为地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考试招生制度。[74]有学者指出,现阶段招考选拔模式多样,综合评价、分类考试、注册入学等方式多元并存,但监控效果参差不齐,必须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建立健全高校以综合素质评价为录取参考的招生机制。随着新高考改革的实施,对学校的教学管理和组织形式带来极大挑战,应积极探索并落实学分制、选课制、走班制和导师制等培养机制和管理机制。[75]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应确保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以改革考试招生机制为基点,以政策为导向,完善现行升学评价标准,建立综合、多维的升学评价体系,构建科学、有效、多元分层的招录模式,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制。[76]

  七、“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发展

  2017年9月20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了“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共137所高校入选,其中,42所高校入选一流大学建设名单,95所高校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自此,“双一流”建设从理论设计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发展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一)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双一流”战略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加快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和提升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都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建设“双一流”重在质量和特色,要通过一系列全局性、系统性、前瞻性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把“双一流”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77]建设一流教师队伍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首要问题。有学者指出,坚持外援与内生是大学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的重要途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以校养才、以才育才成为孕育“双一流”师资队伍的必然选择。[78]一流本科教育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是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支撑。[79]提升科学研究水平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向普及化阶段过渡和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更应注重从我国国情出发,紧密对接社会需求、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80]要遵循社会需求逻辑,着力推动成果转化,引领高校的整体发展和内涵建设。要促进高等学校科学定位、差异化发展,办出特色、办出水平,避免同质化倾向。有学者强调,高等教育强国并不是一个排行榜概念,而是一个结构性概念。这种结构性概念指的是,高等教育强国应是能满足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人才需要,适应与引领不同地方与行业的发展,以及支撑国家和地方不同战略的高等学校与学科的整体。[81]

  (二)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是现代大学的重要职能,高等教育的发展应以培养一流的人才为核心。有学者指出,坚持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在教育实践中的统一,既是大学“双一流”建设的精要所在,也是大学治理的逻辑起点。知识的整合创新和人才培养已成为学科建设的双重内核。[82]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成为学术组织创新的重要形式。我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亟须向“内生性制度创新”变革,需要创设“共同抉择”的府学关系,构建跨学科协同创新体系,形成多元参与的资源竞争和成果评价机制,营造开放、信任的跨学科合作场域。[83]“双一流”建设给高校人才的培养工作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势在必行。有学者提出,科研成果转化为课程是推动学科、专业发展的有效路径。[84]一流大学必须有卓越的教学,要坚持以高水平的科研支撑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强化科研育人。有学者指出,要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造就拥有知识、能力、境界、眼界、敢于竞争的创新创业人才。用创新引领创业,用创业带动就业。[85]有学者指出,高校必须推进大学生的素质教育,着眼于人的可持续发展、人的素质的综合发展、人的适应与创造的一致性发展。[86]

  (三)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根中国大地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就要积极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在“双一流”建设中,要树立更加坚定的办学自信。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迈向“双一流”的根本保证,也是建设好“双一流”大学,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根本遵循。[87]有学者指出,从内涵上讲,高等教育自信包含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我国近现代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办学传统、培养目标、发展道路、体制机制、学科专业建设、课程教学改革、教师队伍建设等拥有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是对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在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方面所具有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等的高度认同和充分自信。[88]有学者提出,“双一流”建设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根本指向,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直面中国现实问题。因此,“双一流”建设应立足现实问题,有自己的价值标准。[89]要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坚定文化信念,明确办学方向,塑造中国大学精神,增强教育自信,促进多元发展。[90]有学者期待,在“双一流”建设中,我们能产生新的高校评价体系,实现用自己的标准引领我国高等教育跻身世界高等教育之林的强国目标。[91]

  八、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2017年12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将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升到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高度。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也是学界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一)明确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方向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因应国家发展战略,是创新职业教育模式的必由之路。有学者认为,应打造校企合作“升级版”,积极探索“精细化”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不断深化“柔性化”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大力实施“技术型”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升级,以适应“中国制造 2025”发展要求。[92]有学者提出,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引领之下,应立足区域层面搭建“双创”教育资源平台,站在战略高度建立“双创”教育的协同治理体系,借助企业力量,实现资源互补与共享、信息互通、灵感跨界启发,推动创新创业。[93]“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各国要求加快发展的愿望,为我国职业教育与培训走出去提供了重要机遇。有学者指出,沿线国家积累了不少校企合作的好经验。科学谋划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行动计划,帮助沿线国家培养高素质职业人才,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是中国职业教育应有的行动。[94]结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学者提出,农村职业教育要坚持面向“三农”,与农业企业协同,构建政府为主、多主体参与的“一主多元”的培育体系,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95]

  (二)加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将产教融合贯穿人才开发全过程,有利于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培养大批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深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加快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有学者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精益求精为特征的工匠精神回归大众视野。为了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必须进一步强化校企合作的力度,构建校企合作共同体,明确职业学校和企业在校企合作中各自的权责,丰富校企合作的形式,进而形成“校企交替、共育工匠”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机制。[96]有学者认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必须实现文化理念层面的融合,工业文化、行业文化和企业文化与高职学校文化的融合是产教融合的深层表现,有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97]现代学徒制是新型师徒学习方式与学校职业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学者指出,为了使传统学徒制重新焕发生命力,一方面需要对师傅的指导方法进行改造,把更多的现代教育学知识融入其中;另一方面需要把学徒制与学校教育有机结合,发挥其巨大的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优势。[98]

  (三)强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制度保障

  由于学校与企业具有不同的组织目标,在组织决策方面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为此,必须加强外部保障,配套相应的法律、制度与政策,方能在弥合二者冲突的同时,增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力度。有学者提出,基于多元治理理论,以企业视角系统设计多方联动激励机制,要以法治促责任、以制度保利益、以政策强服务,促进校企合作良性运作。[99]有学者指出,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企业是否参与职业教育办学主要取决于随之带来的净收益。政府作为职业教育办学的利益主体之一,应采取措施增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积极性,推进校企合作规范化和制度化。可将成本收益作为核心指标,建立职业院校选择企业的筛选机制。[100]有学者认为,以市场方式配置职业教育资源、一定程度的不完全劳动力市场机制、清晰且受各参与方接受的职业培训条例以及健全的利益代理机制,对于推动企业有效、深度参与职业教育有着重要作用。[101]有学者指出,非正式制度的缺失是导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动力不足的内在根源。要强化引导宣传,营造校企合作良好文化氛围;增强责任意识,形成校企合作良好职业信仰;塑造道德自律,提高校企合作良好信誉和风尚。[102]

  九、全面振兴农村教育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重大决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振兴农村教育。2017年,国家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聚焦农村教育振兴。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落实教育扶贫教育脱贫、关注乡村教师发展等议题,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一)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促进教育公平的奠基性工程。在城市化进程中,教育是重要基石。在城市化推进的宏观政策中,须将促进城乡教育协同发展放在核心位置。[103]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要紧扣“均衡、优质”,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有针对性地解决城乡不协调、大中城市“择校热”、县镇“大班额”、农村薄弱校等问题。有学者提出,要秉持“尊重、自主、包容、正义、绿色”等农村教育现代化的理念,在目标愿景、方法策略和组织保障等方面,有效开展农村教育现代化政策设计。[104]有学者指出,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应立体化推进,在核心要素维度呈现配置性均衡,发展过程维度呈现受益性均衡,空间推进维度呈现一体化均衡,由此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105]有学者认为,理性治理以“合法、透明、责任、回应、法治、有效”为主要特征,是政府与社会对城乡一体化教育进行合作管理的新型治理模式,有助于城乡义务教育进入高度规范、良性互动、共生共荣的理想境界,促进优质、高效、可持续的一体化发展。[106]

  (二)教育精准扶贫的价值追求与政策创新

  教育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路径。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和转型,呈现出五大发展特征:在价值取向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更加明确;在目标定位上,扶贫在抬高民生底线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战略理念上,创新扶贫理论,扶贫方式更加精准;在工作机制上,调动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共同扶贫;在全球视野上,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国责任使命更加强烈。[107]教育精准扶贫体现的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有学者认为,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充分保障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权利,是教育精准扶贫的首要任务,也是充分保障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享有教育起点公平的内在要求。保障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收益,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结果公平原则,才能充分体现教育扶贫的实际价值。[108]有学者指出,教育信息化为教育精准扶贫提供了重要的行动方向和逻辑,即以信息化促进教育扶贫对象精准、项目精准、资源配量精准、过程监控精准、成效评估精准、贫困地区教师培训精准。[109]有学者提出,建立符合教育规律和整体反贫困政策要求,与贫困人口教育贫困特点相适应的教育脱贫标准。[110]

  (三)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几乎所有的教育变革都必须依靠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来落实。高素质专业化教师,对于促进教育资源的优质均衡化具有关键意义。[111]有学者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乡村教师仍然是乡村教育乃至国家基础教育向更高水平迈进的短板。迫切需要针对现实问题,结合乡村教师地域特征,多方着力、综合施策,全面提升乡村教师综合待遇和专业水平,大力提高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吸引力,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112]有学者发现,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教师具有独特的群体特征,据此提出基于“下得去、留得住、有发展”的三维核心目标,以综合改革的战略思维推进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精准设计弹性多元的教师补充机制,科学制定“公平补偿+差序激励”的综合待遇标准,逐步构建适宜梯度的教师发展机制。[113]有学者提出,应完善城乡教师交流政策,推进政策落实。坚持城乡教育统筹发展的公平性原则,强化教育政策设计过程中的程序民主,提高教育政策执行情境的实践适应性,尊重教师的个体意愿与内在发展动机,建立城乡教师顶岗置换、交流培训服务体系。[114]

  十、科技发展与教育变革

  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改革,构建包含智能学习、交互式学习的新型教育体系。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阶段,科技发展与教育变革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

  (一)互联网引发教育领域深度变革

  科技发展必将引发教育领域的深度变革。能否运用信息技术实现教育系统的重大结构性变革,是信息技术能否对教育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关键所在。有学者认为,学校教育系统结构性变革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实现课堂教学结构的根本变革。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包括营造信息化教学环境,实现新型教与学方式,变革传统的课堂教学结构。[115]有学者指出,教育信息化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能否对教育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很有可能取决于制度层面是否有质的突破。就目前情况来看,高等教育信息化在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的瓶颈。[116]基于教育模式变化视角,有学者指出,互联网时代教育时间运行方式的变化,改变了教育时间的利用方式,改变了教育的共时性特征,改变了教育的即时性特点。但教育的本质不会变,教师的作用不可取代。教育活动要依循生命的节奏,教育要遵循生命的时间打开方式。[117]有学者指出,对于技术裹挟下快速演变的教育系统,亟须建构教育数据伦理。建立基本的伦理准则,避免道德失范,推进所有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自律;完善相关制度建设,提倡教育数据服务过程的监管,促使教育数据服务合理、合法、合规并高效,让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好地惠及并推动教育的进步。[118]

  (二)人工智能催生新型未来学校

  未来学校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背景下的学校结构性变革。有学者指出,作为一项系统性改革,未来学校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种新的教育生态,创造符合学生需求的个性化教育。信息技术将逐渐隐身于教育的背后,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影响教育,并贯穿于学校教育的每个环节,包括学习空间再造、学习方式变革、课程体系重构和组织管理转型。[119]有学者强调,未来学校发展将突出个性和创新,从知识的传播与消费转向知识的创造与分享。智能时代的加速到来,使面向已知的教育模式加速颠覆,自适应学习和社会化智能型学习管理系统的普遍运用将加速后文凭社会的到来。学习内容、学习资源、教学模式、管理方式、评价体系、教师角色等革新都将促进学校的加速迭代。[120]智慧人才的培育是教育变革与教育信息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涉及教育教学的理念革新、学习环境的技术创新、教与学的方法创新、学习评估的人才观革新等诸多方面。有学者提出,将系统生态学理论拓展至教育领域和数字世界,树立智慧学习生态观,通过教与学各要素的互联互通、学与教群体的各司其职、学习空间及相关资源的物尽其用,达到培育智慧人才的目的。[121]

  (三)大数据驱动课程改革和学习革命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遍应用引发了课程文化的变革。有学者认为,随着信息时代的知识转型和学习方式的改变,技术支持的主动学习和建构学习成为每个学习者的必然选择。[122]有学者指出,STEM课程设置采取学科整合的方式,将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融合,强调培养学习者综合运用各学科的知识技能等在面对新的复杂情境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素养。[123]翻转课堂模式是信息技术深度介入课堂教学的结果。有学者强调,翻转课堂体现了深度学习的思想,彰显了混成式学习的优势。实施翻转课堂,需要教师应用新技术开展教学,更需要教师超越技术层面动态理解教学过程中的各种要素,并据此调适自己的教学实践。[124]有学者提出,大数据时代的教学范式正在从经验模仿和计算机辅助教学走向数据驱动的教学。为促进数据驱动教学的发展,可开展数据素养专题培训,提高教师数据意识与数据处理能力;打造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学习平台,支撑教师开展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开展数据驱动教学示范项目,探索数据驱动教学新模式。[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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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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