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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


作者:   2015年07月10日


  2013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 (2014年第2期)

  本刊编辑部

  2013年,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之年,也是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国教育事业全面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扎实开展,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新进展和新突破。教育科研的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增强,产生了一系列新成果,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本报告根据有关报刊发表的文献,对2013年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进行评析。

  一、教育梦助圆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013年,社会各界就“认同中国梦、践行中国梦、实现中国梦”展开积极讨论,教育界紧紧围绕教育使命探索教育梦助圆中国梦这一重要议题。

  (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教育是基础和先导

  实现中国梦,既对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期望,又为教育改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教育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有力助推中国梦的实现。教育要为坚持中国道路提供有力支撑,为弘扬中国精神提供思想基础,为凝聚中国力量提供人才保障。[1]有学者指出,教育担当着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教育是国家富强的力量源泉;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民族振兴,教育是民族振兴的重要基石;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人民幸福,教育是人民幸福的根本途径。[2]有学者认为,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教育工作者要深刻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教育工作者要更新观念,积极探索,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心、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才能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3]还有学者指出,中国梦熔铸着中国人民的国家和文化认同。教育不仅把国家的价值观、荣辱观和道德体系传递下去,为全体国民构建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而且通过把新的奋斗目标,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复兴、社会的发展,传递给未来的国民,把人民引向共同的追求。当前,中国梦的教育就是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塑造更加广泛的国家认同,并且为这种认同凝聚更伟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4]

  (二)惠民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中国教育梦必然是惠民强国之梦。中国教育梦的核心是实现“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人成才”的美好愿景,这一表述获得了广泛认同。有学者分析教育梦的深刻内涵与辩证关系,指出学有所教就要坚持有教无类,基本导向是促进公平;学有所成就要坚持因材施教,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学有所用就要坚持终身学习,根本目标是人人成才。在“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的过程中,“有教无类”主要回答人们能否公平接受教育的问题,“因材施教”更多关注的是所受教育的质量与方式,“终身学习”则解决的是人们错过学习机会后是否还有补充接续学习的可能、需要更新知识技能时能否获得学习资源的问题。[5]

  教育梦助圆中国梦,教育发展的根本方向就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有学者指出,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充分体现中国因素、社会主义因素、现代化因素的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一个教育水平不断上升、教育公平不断扩大、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教育结构不断优化、教育体系不断现代化的过程。[6]有学者进一步强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就要坚持教育以人为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就要坚持教育改革创新,以改革促发展;就要坚持促进教育公平,保障每个孩子公平发展权;就要坚持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我国教育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转变。[7]

  (三)加强教育综合改革,成就教育之梦想

  教育梦是能够激发行动意志并具有行动力的梦,教育综合改革是实现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有学者指出,当前教育体系内部改革的关联度增加,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众多矛盾和热点难点问题的产生,有着多方面和深层次的原因,系统改革已成为必然要求。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建立统筹协调机制,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和协同创新,是平稳涉过教育改革“深水区”的必然选择。[8]有学者分析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特征,指出深化教育改革,成就中国教育梦想,必须加强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广泛协调,发挥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放眼世界,主动迎接教育全球化的挑战,加强对教育改革的宣传,加强教育改革的研究,提升教育改革的理性自觉。[9]有学者回顾近百年来教育改革经验,认为只有政府主导、民间参与、上下互动,教育改革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先进的办学理念与制度设计是教育改革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必要的财政与法律保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教育改革成功的有力保障。[10]有学者指出,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大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在改革创新中丰富和彰显大学精神,铸造大学的精神和品格,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助力中国梦实现。[11]

  二、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立德树人,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对教育工作的新要求。学界围绕立德树人这一重大问题展开了积极讨论。

  (一)立德树人明确了教育的根本性质和任务

  立德树人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正本清源的重要意义。有学者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明确表达了我们党对于教育本质的认识和坚守,是对于教育的根本性质和任务的新概括,更好地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12]还有学者指出,立德树人事关我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全局,将为提高全体公民道德素质提供有力支撑,已成为教育系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理念,因此需要全面融入宏观教育政策的实施范畴。[13]

  学者们普遍认为,贯彻“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要求,必须从根本任务的高度来认识“立德”的重要性、根本性,把“立德”放在学校教育精神的首位来把握;把“树人”放到有利于学生主体地位和个性发展的视角来衡量。立德树人精神的广延性,在于师者先善其德的精神引领;立德树人路向的规定性,在于对少年儿童做人做事德行的培养;立德树人情怀的人文性,在于知识如何延展精神的长度。[14]

  (二)坚持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党的十八大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清晰地勾勒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目标取向和方式要求等方面的内容,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下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升和凝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关乎整个国家的前途、整个民族的命运。[15]学者们广泛讨论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途径,综合来看,取得共识的是,夯实课程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三个渠道”,建设党政干部、专业教师、学生管理人员“三支队伍”,调动学校、家庭与社会“三支力量”,在课程教学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的头脑。

  有学者认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要明确学校教育的价值意蕴,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社会共同价值的建设。[16]有学者认为,学校价值教育应该以社会和谐—人生幸福为中心来建设,最终形成包括终极理想层、生活精神层、公共生活层、个人生活层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体系。[17]还有学者提出了道德教育的中国形态问题,认为在道德哲学的意义上,道德教育的“中国形态”是“精神形态”,“精神形态”的道德教育展现为“伦—理—道—德”四要素、“居伦—由理—明道—成德”四环节的伦理与道德同一的价值生态与精神过程。回归“精神”传统,是中国道德教育为解决现代性世界性难题做出的可能文化贡献。[18]

  (三)优化立德树人的长效机制和环境

  建构科学完善的长效机制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有学者指出,德育为先是一条重要的教育原则。德育为先先在“育德为基”。德育过程是知、情、意、行相统一的过程,是学生将德育要求不断内化的过程,是学生在各种活动和交往中进行自我教育的过程。必须正确把握学生身心发展的顺序性和阶段性、不均衡性和差异性、稳定性与可变性等特点,通过深化德育的融入、渗透,增强德育效果。[19]由中国德育杂志社举办的2013年校本德育创新论坛,以“整体推进立德树人的途径与方法”为议题,集中探讨了不同学段、有关学科、教育教学环节、育人队伍、育人阵地五方面统筹协调问题。还有学者指出,立德树人重在规划学校文化路向。如何制定设计学校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脉络,将成为新阶段贯彻立德树人理念的重要议题。[20]与此相关,有学者提出,学校德育环境的生态建构中蕴含着学校德育的深刻变革,需要构建国家、社会、家庭与学校的“生态联盟”,实现学校内、外德育环境的“无缝对接”,使德育生态环境通过支撑与制约、熏染与陶冶、引发与导向、检验与反馈等作用机制发挥其德育影响。[21]也有学者讨论了德育学科建设问题,呼吁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立德育学二级学科,加强德育专业人才培养。[22]

  三、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

  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学者们从教育现代化的战略地位、指标体系和任务实现等方面展开讨论,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建言献策。

  (一)明确教育现代化的战略地位

  教育现代化是18世纪以来的一种教育变迁和世界潮流。有学者指出,教育现代化包括现代教育的形成、发展、转型和国际互动,教育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以及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教育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化等,从政策角度看,它既是教育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又是追赶或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行为和过程。[23]

  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的作用超越以往任何时期。有学者指出,教育现代化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承载着持续推进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24]教育现代化是国家全面现代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促进国家全面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基础和先导作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科教兴国的战略支撑。[25]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教育既要面向现代化,也要服务现代化,更要率先现代化。[26]在复杂多元的国际关系格局下,我国教育现代化既要借鉴吸纳国际教育现代化的理念和经验,也要立足国情和传统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27]

  (二)明晰教育现代化的标准与指标体系

  教育现代化标准是教育现代化的具体表达和系统描述,是推动教育整体发展与改革的重要抓手。有学者认为,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是教育现代性的增长,教育现代化的框架由教育的人道性、多样性、理性化、民主性、法治性、生产性、专业性和自主性所构成,由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所决定。[28]有学者建议,在我国教育从初步现代化向基本现代化的跨越中,现代化标准应从《教育规划纲要》的目标要求、国际相当水平、发达省区教育现代化标准数值,以及经验赋值等途径进行标准赋值,根据《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的教育发展方针,把更有保障、更加普及、更加适合、更加公平、更加优质、更加健全、更有贡献七项客观指标和更加满意一项主观目标作为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指标,从而有效发挥标准的导向、监测、检测、评估、比较等多重功效。[29]

  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是教育现代化标准的分解和细化。有学者指出,在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应以育人为本,处理好指标的重点与非重点关系、指标多少的适量关系、指标要求的硬与软关系,根据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确定若干指标,再进行测量。[30]还有学者认为,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作为发展进程中具有新质意义的积淀,应该有相对的判断标识。教育现代化的衡量标准应体现物质基础、制度保证和观念核心三个维度,具有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双重特征,包括定性规定和量性规定两个方面。[31]

  (三)探索教育现代化的任务与实现路径

  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系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实现教育现代化,一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盼,二是牢牢把握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三是最大限度释放改革这个最大的红利,四是必须不断创新教育现代化的推进机制。[32]也有学者从世界发展的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来探讨教育现代化的任务,认为现阶段的教育现代化就是要在更高程度上实现教育民主化,突出强调教育的个性化、多样化、社会化、信息化和国际化。[33]考察世界教育现代化历史过程,有学者指出,教育现代化没有标准模式,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可以采用不同模式。综合教育现代化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一条路径,它包括教育行为、教育内容、教育结构、教育制度和观念的变化,包括追赶和达到世界教育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实现综合教育现代化的标志是教育投入、教育效率、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等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34]

  有学者注重从方法论角度设计教育现代化的路径,强调我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应当以教育分化和整合的张力平衡与运动为实践路径,具体包括教育利益、教育体系与结构、教育资源配置和质量内涵、教育体制与机制四个相互关联和作用的基本方面分化与整合。[35]也有学者提出,在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历程中应加强顶层设计、注重整体发展、促进特色发展、注重扬长补短。[36]全国各地区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不一样,如何根据各地不同的教育发展水平与阶段来确定自己工作的重点,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策略。而对于教育研究者而言,应继续加强教育现代化及其评价的基础研究,强化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制,重视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宏观状况、区域样本的研究,以及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及政策保障。[37]

  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教育发展战略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在城镇化背景下,如何统筹协调城乡教育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已成为我国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城镇化拉动城乡教育一体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报告中提到的新型城镇化与传统的城镇化不同,它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38]新型城镇化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力促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和互促共进。[39]

  推进新型城镇化,对教育提出新要求。有学者指出,教育发展对于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源红利、促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教育战略的关键是打破户籍划分的城乡二元体制,建立根据常住人口来统筹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国家要根据城镇化发展战略,以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特别要注重中小城市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引导大中城市和农村的教育资源合理布局。[40]还有学者提出,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教育要为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打好基础,为缩小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的差距打好基础,为培养新农民打好基础。城市教育需要解决新市民、老市民的融合问题,农村教育也要为现代新农村服务,这需要考试选拔制度、人才培养模式、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与发展。[41]

  (二)适应城镇化进程,均衡发展义务教育

  学者们认为,在当前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新一轮教育改革发展热潮中,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必须放在国家城镇化战略的大背景下来谋划和推进。以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为重点,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根据职责共同分担、省级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投入体制。高度重视和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不断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结合城镇化建设进程,进一步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特别是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42]

  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有学者提出,在一些大型城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路径除了可视、可控的均衡投入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隐性的均衡观念的建构,是对不同家庭背景与社会阶层孩子一视同仁的受教育者待遇和对其文化相互认同与情感相互悦纳的积极引导,是对外来务工人员孩子的生活意义丰富与精神世界构建提供帮助。[43]还有学者提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具有阶段性,要经过硬件建设向内涵发展再到优质均衡的转变过程,可通过区外托管、合作共建、组团发展、校际联盟、设立督学责任区、创建区域新优质学校、校长流动等措施推动均衡。未来政策场域下的均衡实现最终要落实到学校和教师等微观层面的探索和实践,围绕教师资源配置、学校改进及特色发展。[44]此外,要大力发展乡镇教育,尤其是以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契机,大力推进乡镇学校标准化建设和“强镇教育”,以分流和吸引一部分农村学生,减少因城区教育资源短缺而导致的“大班额”现象。[45]

  (三)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农村弱势家庭子女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是城镇化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在城镇化过程中,我们既要适应城镇化趋势大力推进教育的城镇化,也要考虑社会发展阶段性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独特的教育需求。在学校布局调整中,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让农村孩子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46]针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存在的问题,学者们认为,要审慎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布局调整,严格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程序,科学制定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改变盲目追求“学校进城”的规划,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以乡镇为中心适当集中”的观念,规划和建设好农村学校。[47]要优先考虑学校规模的社会效益和教育效益,因地制宜地布局不同规模的学校;善于利用小班额预存的人数弹性空间,合理安排学校的布局密度;严格控制以住宿和校车为替代方式的大规模学校特别是超大规模学校。[48]

  五、稳步推进高考改革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突破口,高考更是牵动着千家万户,一直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围绕高考改革的复杂性、制度创新和政策制定等问题展开了系列思考。

  (一)充分认识高考改革的复杂性

  高考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环境的产物,现行高考制度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有学者指出,高考改革不仅关系到国家创新人才的培养、学生健康成长,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的维护、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涉及宏大的社会利益再分配问题,关系到维护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因此特别重要,也非常复杂。[49]也有学者认为,由于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呈多样化趋势,高考招生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而高考改革的举措及效果与社会预期仍有差距,公平与效率、近期与长远、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这使得高考改革任务仍然十分艰巨。[50]由于高考改革影响范围大,涉及问题广,情况复杂,远远超出教育领域,是一种高度敏感的综合改革,因此,高考改革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要从我国国情、教育规律和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要求出发,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深厚土壤。只有如此,高考改革方案才不会脱离实际,才具有可行性。[51]

  (二)做好顶层设计,积累经验有序推开

  《教育规划纲要》描绘了高考改革的理想蓝图,即“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有学者指出,高考改革实质上是一场体制改革。高考改革突破点的选择,必须建立在系统设计的基础上,使改革具有可遵循的路线图与时间表。评价和招生体制是高考改革关键,一是建立多元化的招生标准体系,二是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三是建立高等教育招生公平监测和调节机制。[52]也有学者指出,当下高考改革更为急迫的任务,一是提高命题的科学化水平,将真正有潜质、有才能的生源选拔出来;二是分层分类进行统考,将真正适合的生源挑选出来;三是实行招考分离,进一步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使高校的招生与培养机制真正交融统合,相得益彰。[53]有学者认为,要使高考内容与高中课程教材的内容相分离;逐步实现高考的标准化、专业化和统一化;扩大高考录取的路径和方法。[54]高考改革中须警惕两种不良倾向:一是缺少制约的特权授予倾向,二是否定高考合理性的极端倾向。这样,才能守住高考原本公平的底线。[55]高考改革要以地方、高校试点为突破口,逐步积累经验,有序推开。 

  (三)异地高考政策应因地制宜、分步实施

  “异地高考”问题是伴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大规模流动产生的一个新问题,是城镇化过程中必然面对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异地高考的解决不仅涉及考生利益,也是事关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大事。但是,异地高考政策的推行还存在诸多现实困难。有学者认为,作为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异地高考既要统筹考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迫切诉求,又必须充分考量人口流入地教育资源的承载能力与现实可能。[56]如果处理不当,异地高考可能会加剧高等教育资源的紧张,造成不同社会群体的矛盾;而且,异地流入人口无法估量,异地考生条件也难以限定。[57]这样,可能并不能使中国城市的中低层群体获益,相反很可能成为共同的牺牲者;一般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也可能不能从异地高考政策中真正获益,相反很可能遭遇“二次剥夺”;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农村教育的衰落。[58]

  正因异地高考的情况如此复杂,有学者指出,对待异地高考问题既不能拖而不决,也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不分情况、地域搞“一刀切”。各地要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拿出具体解决办法,有序逐步推进;要在现有资源和利益格局下,因地制宜设定条件。[59]有学者指出,异地高考不可能“孤军深入”,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改革做支撑,必须与教育综合改革相协调。[60]还有学者指出,在疏通民间公共治理渠道的基础上加快系统性的顶层设计,实现二者间沟通的同步性与理解的有效性,可能是破解“异地高考”难题的有效办法。[61]

  六、教育质量视野下的教师发展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来。聚焦教育质量探讨教师发展,成为近年来教师教育研究的突出特点。

  (一)完善教师专业标准

  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明确教师专业标准来凸显教师职业的专业性、推进教师专业化进程,成为世界许多发达国家提高教师质量的共同战略。教师专业标准为教师发展提供更为准确的方向引导和价值坐标,对教师队伍质量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62]有学者指出,教师资格及标准是教师质量的基本要素,教师资格认证是保证和提高教师质量与学生学业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国外学者关于教师质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凸显出教师质量基础性因素的资格导向、教师质量人性化因素的个性导向、教师质量过程性因素的实践导向、教师质量结果性因素的效能导向这四种教师质量观,反映了教师质量概念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特征,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教师质量的概念框架。[63]

  作为对教师的核心要求,教师标准不仅包括学科内容知识,还应包括教师工作的范围和内容,确立教师责任的主要范围并详细阐明每项标准对于教师知识和实践的意义。[64]有学者指出,已出台的《专业标准》提出教师专业发展的“师德为先,学生为本,能力为重,终身学习”基本理念,是对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提出的“规定性”和“标准性”的要求。[65]然而,一套标准如果不要求教师通过一系列独立的评价任务来展示证据,以表明他们怎样达到了标准,那么这种标准无论其陈述和要求如何恰当,也很难有效。实现从标准文本向实施策略的转化,将标准转化为基于标准的认证评价,使标准贯彻到教师的教学实践中去,通过教师评估认证使标准和教师行为联系起来,是一个完整的标准开发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66]

  (二)重视教师责任和情感

  对教师责任范畴,学界虽已作了不少探讨,但概念依然相对模糊,有必要再作审理和思辨。有学者指出,教师责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并具有职业本分性、认识相对性、社会伦理性和权利对应性等属性。教师主要承担相应的教育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但对文化创造和促进社会文明的责任也须重视,教师责任担当的范围随个人能力的增长日益扩大。教师责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各责任要素存在时间、空间和人际关联,要督促并鼓励教师在认真履行基本的职业责任的基础上承担更多、更大的文化和社会责任,并在教育界形成良好的责任担当氛围。[67]

  教师情感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有学者指出,教育具有丰富的情感性,教师情感劳动包括情感意识、情感管理和情感表达等要素,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情感劳动的机制。教师优化情感劳动需遵循情感规则,提升情感劳动的动力,自觉养成符合教育情境和教育目标的积极情感,调节不当情感,彰显情感劳动的教育意蕴。[68]教师的教学伦理敏感性是教师专业素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内在推动力,缺乏教学伦理敏感性,教师很难真正成为教学道德的践行者和捍卫者。[69]教师应该在追求和获取自身教学工作的优秀或卓越的过程中,努力实现学生的全人发展和教师自身的智慧成长。这意味着真正的教学应该是博雅的或自由的,而不只是专业的或功利的。教学质量的提升,需要教师具有某些美德,而不只是娴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习惯。[70]还有学者指出,教学文化是教师发展的根基,若缺失教学文化,任何一种组织和制度形式都无法形成教育质量的提升。[71]

  (三)唤起教师的道德使命

  教师自身的道德素养会对学生的道德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师德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外在标准和内在品质。有学者提出,应建立与教师专业生活相匹配的专业道德体系,强调教师面对复杂的道德情境时产生的内在自觉性力量,在具体情境下充分发挥教师自身的实践智慧,不断对自身所信奉的道德原则进行反思与建构,以使专业道德与专业生活同步。[72]另有学者认为,仅仅学习师德规范、养成良好的师德品格并不足以帮助教师理解和解决教育教学中的伦理困境,教师还需要学习解决伦理冲突的程序与策略。师德教育也要从空泛的说教规范转向学习解决问题的策略。[73]教师发展的价值,在于教师的生命发展,生命发展所诉求的绝不是狭窄的专业发展,它更多要求的是教师的生命自觉。[74]教师要从对教育生活的反思、对话、研究方面促进自我成长与丰富,自我更新教育生活,积极担当建设社会生活责任,用自己的行动和品格影响和示范社会。[75]教师应当具有文化自觉,推进立德树人,担当时代使命。

  七、教学研究的新取向

  教学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成为近年来教育研究的一个着力点,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化,学者们对教学从哲学认识到实践改革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

  (一)教学认识的多维探析

  随着课程教学改革的推进,教学认识论本身的基本理论问题得到了持续探讨。生成教学论就是研究者探讨较多且不断提出新见解的一个研究话题。有学者认为,在生成论教学哲学中,教学观念中的人道主义不仅仅涉及价值论立场,更重要的还在于贯穿其中的人道主义的思维向度及其认识论意义。教学中人道主义的集中体现,就是教学中的爱,热爱、尊重、信任是其基础。教学认识论的人道主义观念,有助于从更基础的层面和更广阔的视野,体察、分析和解释纷繁复杂的日常教学生活,促使教学认识论从科学认识论走向生活认识论、从实体思维走向关系思维、从关注知识走向关怀人。[76]也有学者认为,目前由于对生成性教学存在着机械化的理解和庸俗化的解读,致使生成性教学降格为一种可供模仿和操作的具体教学方法,并导致教学实践中滋生了伪生成和乱生成的现实问题和实践乱象。这值得反思。只有在哲学方法论观照下才能达成理论的清晰,才能求索并践履生成性教学之真谛。[77]

  教学是一种有特定意义的活动,在教学哲学的理论支持下,许多学者关注课堂教学对话研究。有学者指出,师生在教学活动中发生的教学对话,具有教学的特殊性。教师与学生对特定的课程或教学内容的认识程度或水平不同,构成教学活动中特殊的“教学主体”。教学对话的话语权力也是教学责任。教学对话是方法不是目的,是过程不是定式。[78]近年来, 在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学界也在关注“学习究竟是什么”这一本体问题,进而为“如何优化人类学习”和“如何建设学习型社会”等提供坚实的学习理论基础。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学习主要被理解为个体对知识的获得,这是一种民俗理论和传统认知方式,存在不可避免的认识悖论和价值困境。当前,人类已经迈入知识社会,学习被认为不仅仅是知识的消费和传承活动,更应该成为知识的生产和创造活动。创造知识的学习活动主要有组织化的知识创造、拓展性学习和知识建造三种模式。[79]

  (二)回归课堂的教学研究

  面对教学理论原创性的缺失,我国教学论领域出现了回归课堂研究热潮,为教学论学科的原创性研究带来了生机。有学者提出,研究者要深入教学现象发生与教学规律呈现的“域”之中,综合开展课程、教学活动、师生关系、教学方法、学习方式、教学环境等方面的研究,探索与总结课堂教学的科学规律,解释课堂教学中生成的人文现象。作为教学理论与实践的中观性理论,课堂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原创性教学理论提供源头活水,而且在于以理论创新推动课堂教学实践的变革。[80]有学者认为,课堂研究的发展趋势是:教学研究者走近教学的“田野”,置身于教学活动之中,从教师、学生的眼睛来理解教学故事,诠释其中的意义,并且在教学与社会的互动中,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教学,倡导通过教学中权力关系的重建来促进社会的民主。[81]

  有学者概括课堂研究的基本路径为:聚焦课堂的校本教学研究之路,基于大学与中小学合作的研究之路,信息技术支持下的课堂研究之路,走向课堂变革的行动研究之路。[82]有学者认为,课堂研究目前已进入到重建的新阶段 ,出现了观点纷呈、争论不绝和模式迭出的新局面。研究的进一步推进,需要进入到对教学过程两个前提性问题的再认识:对教学活动性质的特殊性、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再认识,进而对教学过程展开中必然涉及的预设与生成的关系做出动态整合性的再认识。为此,研究者的功夫不要重在提出新论点上,而需放在“清”全局之“思”,对自己的认识做出反思,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意义上深化研究,进而形成在再认识基础上的系统新认识。[83]

  (三)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教学创新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深刻影响着教育教学, 泛在学习已经成为数字化学习的重要发展方向。有学者认为,泛在学习环境的构建是泛在学习成功实施的基础和保障。泛在学习环境模型包括泛在学习生态系统、系统发展的保障环境和社会生态系统,和谐泛在学习环境的实现需要解决的三类关键问题是硬技术、软技术和教学法。[84]

  慕课(MOOCs)是当前教育领域出现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它以学生规模“巨型化”、学生身份的“多元化”和教学模式的“人本化”设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慕课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课堂教学的教学模式,就教学设计而言,较为综合地运用了学习科学近30年不断倡导的人本化学习、掌握学习、建构主义学习、程序教学及有意义学习等理论原则。慕课将以其新颖、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给教育带来深刻变化和深远影响。[85]有学者指出,教学方式改革必须与学习方式改革相匹配,学习方式要与内容相匹配,内容要与学习目标相匹配。[86]也有学者认为, 目前人们对慕课的关注往往在“海量”、“开放”和“在线”上,而“课程”似乎没有吸引人们多少眼球,但恰恰“课程”才是应关注的重点。[87]还有学者认为,尽管媒介整合为课程功能的有效释放创造了可能的空间,但课程实施人本化、公平化、优质化目标的达成也依然面临着挑战。新媒介技术在课程领域的使用与推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审慎乐观地展开坚实的探索。[88]现代信息技术对教学的革命性影响,正在吸引和启发学校管理者和一线教师对课堂教学模式除旧布新。

  八、以大学章程建设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立

  2013年,教育部首批核准六所高等学校章程,我国大学章程制定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制定大学章程是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一项重大举措。总体上看,我国大学章程建设工作仍任重道远,相关问题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

  (一)制定大学章程助推依法治校

  制定大学章程旨在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推动高校形成自我定位、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体制机制,实现依法治校。有学者指出,大学章程建设,一方面可以对大学举办者、办学者的权利边界和职责义务进行明确界定,对大学内部治理进行规范;另一方面,可以将大学的办学理念、组织属性等落实在学校的制度层面,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标志和载体。大学章程的重点是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要把管理重心从政府办教育转移到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作为章程的根本目的所在。[89]

  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制度的载体和治理的根本理据,是保障大学自主权利的基础。有学者认为,制定与核准大学章程是实现协商民主、充分体现法治原则的重要实践。法律所规定的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有待通过大学章程建设的“立法”过程来具体落实。完善大学法人治理结构,提高自主办学行为的合法性应是大学章程建设核心性的重要任务。坚持大学的公共性,是大学作为一种学者共同体的重要文化自觉。[90]大学章程建设的时代价值在于:宣示独立主体、固化内涵特色。章程既是大学自治权的象征又是外部对大学实施影响的产物,对内部而言是学校的一个组织规程,对外部而言其实是学校和政府间的一个合约。[91]

  (二)协调大学内部权力关系

  大学章程的本质重在确立使命和治理结构,既在学理深度又在操作层面处理好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内部权力关系,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具有制定依据的上位性、制定主体的内部性以及效力范围的相对性。因为大学章程制定过程既是制定文本的过程,也是一个规范的研究过程,它是集科学性、实效性于一体的过程。[92]有学者指出,大学章程的主要内容是大学权力的分配及其制约,它通过对大学与政府关系的规定、决策机构的议事规则、大学具体的管理规则等构建一个大学的基本秩序结构,通过建立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来完善对权力运行的制度制约。[93]中国元素的大学章程,呈现为“坚持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共同治理”的学校治理结构的核心思路,在学校层面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四位一体、相互协调制约”的治理结构。[94]其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关键特征,[95]互补性是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互关系的准则。[96]

  强调多元共生、合作共赢,摒弃零和博弈思维。为保证程序的正义性,吸纳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是大学章程制定程序的重要原则。[97]大学章程通过对大学内多元主体之间的权力配置和制度安排,实现彼此权力的分权制衡。有学者认为,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应明确政治权力的领导地位,明确行政权力的执行地位,明确学术权力的核心地位,明确民主权力的基本地位,以保障大学自主管理、自主运行、自主发展。[98]还有学者提出,借力大学章程规定防范性的学术权力制约机制,可以解决当前我国高校学术权力 “缺位”和行政权力“越位”问题。[99]

  (三)在实践中完善大学章程

  大学章程必须遵循共同性的实践基础,又必须追求实质性特色,应结合中国国情与文化,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章程。有学者指出,构建大学章程是大学永恒价值制度化的具体体现,大学章程的特色是大学特色实践的反映。大学的特色实践是在必须遵循的共性之中坚持个性从而形成特色,是在共性中寻求提升或突破从而形成特色。因此,大学章程的特色,关键是要体现大师成长的规律,体现学生成才的规律。[100]落实真正保护大学内生力量的客观法则才是最具特色、最有效的大学章程。[101]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将大学章程纳入立法机构的立法程序,重塑政府与大学间关系,董事会、党委集体和校长及其行政团队的组成、遴选和权责界定,重塑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间关系,从宣示性权利到可诉性权利。[102]还有学者指出,要从多个视角推进和引导大学章程建设,正确认识大学章程的地位和作用,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完善高等教育立法体系,保证大学章程应有的法律地位;建立和完善高校董事会制度,明确大学章程制定主体;以大学精神引导大学章程建设,构建各具特色的大学治理结构。[103]

  九、提升大学生就业质量

  就业是民生之本。大学生就业质量问题不仅关系着大学生及其家庭的幸福,而且影响着高等教育改革与国家劳动力资源结构调整。围绕大学生就业质量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探讨。

  (一)基于就业满意度的就业质量标准建构

  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多视角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建设性意见,扭转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的种种误区和错误观念,促进其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有助于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提升。有研究表明,就业满意度等于就业实际感知值减去就业期望值。大学生就业满意度被视为大学生对自身就业状况的综合评价指标,满意度反映在就业结果上,可以体现出工作质量;满意度反映在求职过程中,可以考察高校的就业服务质量和劳动力市场的公平性;满意度反映在人力资本上,可以考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104]构建大学生就业质量的评价标准,可以为分析大学生就业问题提供客观、科学的依据。有学者根据顾客满意理论,选取就业率、专业对口率、就业结构3个二级指标评价政府对毕业生就业的满意度,选取工作报酬、工作环境、职业发展3个二级指标评价毕业生对就业的满意度,选取专业技能、通用技能、思想品德3个二级指标评价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构建了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105]

  还有学者通过对高质量就业标准的分析和研究,提出基于薪资、福利、保障、工作时间及工作地点的定量描述模型,进而界定高质量就业的评判标准。[106]

  (二)就业结构失衡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主因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既有总量矛盾也有结构性矛盾,但结构性矛盾是主要矛盾。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失衡,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脱节,最后导致许多大学毕业生的素质和能力不适应市场的需要。[107]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从总体来看,专业结构性短缺问题长期存在,从变化趋势来看,专业结构性短缺问题呈周期性变化。第一产业中的各行业大学生劳动力供不应求,但是大学生缺乏足够的就业兴趣,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第二产业各行业对大学生的就业吸纳潜力较大,就业结构较为合理,但是建筑业的大学生人员变化滞后于经济发展;第三产业人才供求基本平衡,但是过度竞争加剧了部分专业的结构性失业。[108]

  就业结构性矛盾既是对我国现存教育内容与教育模式的挑战,也是倒逼我国教育发展方式转型和体制改革的机遇。在推进产业升级,改变对人力资源需求的同时,需通过教育改革,培养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多层次的、不同规格的人才队伍,满足企业转型升级的不同需求。[109]教育要真正适应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需要,教育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是强调高等教育的应用性。应用本身既是一种知识的转化,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知识的生产。应用型高等教育意味着高等教育中的所有知识都必须在一种目的合理的情境中加以应用,这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取向。[110]

  (三)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大学生就业

  大学生就业问题涉及因素复杂,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过程中,需要落实和完善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各项政策措施,特别是要完善就业与招生、人才培养的联动机制。有学者提出,为了提升大学生就业质量,高校应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安排学生进入企业调查和实践、实训,特别是以项目为导向的产学合作,注重培养学生职业素养和创业意识,让学生在各种社会实践中成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进专业设置制度改革和教学内容调整,改变教学内容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化对技能与知识需求的状况,改变专业设置同质化的局面。[111]这需要构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互动协调的多层次教育体系,适应经济社会对不同层次、不同规格人才的需求。

  完善创业教育体系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创业教育新体系的本质是将创业教育理念与内容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提升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既懂专业又善创业管理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112]当前,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课程设计不合理、创业教育师资力量匮乏、创业教育模式单一、创业教育配套机制不健全等方面。高校创业教育应构建科学的课程教育体系、建立完善的创业实践体系、建设优秀的师资队伍体系、构建完善的教育模式体系、完善创业教育评估体系。[113]

  十、增强教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教育研究方法论问题始终是教育学研究的基础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教育学的科学地位并影响到教育学的进展方向,对于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学者们普遍重视教育研究方法对教育研究的基础性作用,通过不断增强教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寻求教育理论创新的路径。

  (一)破解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困境

  遵循什么样的立场、逻辑与方法,是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有学者指出,纷争与冲突是教育研究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与棘手问题。只有突破简单化思维,超越二元性方法,立足二重性原理,重构教育研究方法论,才能使教育研究摆脱由来已久的纷争与对抗局面及困境。[114]有学者分析了近十年来教育研究方法的特点后指出,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存在学术研究缺乏规范、教育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应加强我国教育研究方法体系建设,提高教育研究者在研究方法运用方面的学术素养,并加强教育研究的多元化研究取向。[115]还有学者指出,教育要成为一门科学,需要引入科学的研究范式,以探求教育领域的因果关系为研究目的。在教育科学领域要注重实证方法的运用,采取调查研究的方式获得因果关系;要注意因果的生态效度,不能过度推论;要注重因果关系的理论假设,不能泛化数据统计的能力。[116]

  有学者针对我国质化和量化研究分庭抗礼的现状指出,单独的质化或量化方法都存在不足之处,混合法有望成为与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比肩的第三种研究范式。[117]还有学者指出,科学计量学的方法在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不仅可以为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增加新的可供选择的路径,还可以推进我国教育理论研究信息化建设水平。[118]有学者指出,教育研究所具有的描述、规范、解释和批判四种基本功能形成了一个“超循环”的逻辑体系。所有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在此循环中衍生出来,也可以在此循环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把握传统方法的基础上继续向系统方法学习和迈进是教育研究的发展方向。[119]

  (二)以方法论自觉推动教育理论创新

  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在文化全球化时代,坚持“综合创新”促进教育理论的本土生成,既是中国教育理论发展历史的见证,也是教育理论发展和本土创生的内在要求。有学者指出,只有立足本土、研究本土,才能使中国教育理论跻身于国际学术之林。[120]本土生长是教育理论的创生之路,社会人类学给教育理论本土生长带来了启示: 本土文化是本土生长的现实土壤;历史文化是其根基; 田野研究应成为其方法论之一; 自下而上创生理论的路径值得借鉴。我们可以通过回归文化原点、躬身教育实践、关注本土对象、创生本土话语等努力实现教育理论的本土生长。[121]

  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在多元化格局构成中总体上表现出广义现象学的认识论旨趣,为教育学认识论转向提供了新路径。在不断拓展的广义现象学认识论意义上,教育学研究需要在个体教育学、文化教育学、生命教育学、生态教育学和实践教育学方面有新建树。[122]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教育学发展中有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教育学之争,很多学者认为,二者都有合理之处,应走向融合。有学者指出,怀特海的有机哲学对中国教育学发展具有借鉴价值。在理论建构上,要强调理解的整体性;在认识探究上,重视生成的意义性;在价值取向上,重视经验的全面性;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世界的复杂性;在未来发展上,保持开放性。[123]

  (三)凸显教育学的独特视角与中国特色

  不断提升教育学的理论水平,是教育理论界追求的目标。因为教育实践活动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实践活动密不可分,才有众多的科学学科和人文学科参与到教育研究的行列中,迄今已经聚集了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形成了一个多学科研究教育的语境。如何坚守教育学特定的学科立场,形成教育学自身的“独特视角”,是教育学理论建设的基础性问题。有学者指出,教育实践与人类其他实践活动的差别与联系,是教育学在多学科研究教育的语境中确立自己学科立场的依据,站在教育学的学科立场上研究教育,更强调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今天,探索建构教育学理论框架所需的基本范畴,仍然是推进教育学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124]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育学的中国特色如何体现?这也是学者们关心的重要命题。有学者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基石来自于两种意义上的交往互动实践:一通过与中国本土教育实践者的交往互动,体现对当代中国教育变革实践的置身式参与;二是通过与来自他国的研究者与实践者的交往互动,实现对世界教育研究与教育改革实践的深度参与。当代中国教育研究需要以全球眼光透析中国问题,包括“问题的全球性”,“眼光和视角的全球性”,“方法的全球性”和“思维方式的全球性”。提升教育研究的学术品质,创造中国经验和中国知识,为此需有中国自觉和中国立场,基于中国本土进行长期教育实践,形成全球视野下“国际化”转化能力与表达能力。[125]有学者提出,对东西方文化都要关注和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文化和丰富的中国教育思想要深入研究,这是中国教育学的生成之根。[126]

  2014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在新的一年,随着教育改革向纵深推进,教育研究必将推出更多精品力作,在教育改革发展中发挥更大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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