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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的深层自觉及其实践——论《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的学术意义


作者:雷 云 吴定初   2016年06月14日


                                   教育学的深层自觉及其实践

                     ——论《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的学术意义   (2016年第5期)

                                        雷 云 吴定初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教育理论家,瞿葆奎先生曾带领我国一大批中青年教育学者厘清学术概念,建构学科体系,整理学界名著,殚精竭虑地推动教育学的发展。瞿先生犹如一位攻坚的“元帅”,在教育学术的阵地上调兵遣将,运筹帷幄,他的每个学术选择几乎都成为其时颇受关注的教育学发展趋向。瞿先生在耄耋之年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以下简称《丛编》),要从整体上评论《丛编》的学术意义必先理解瞿先生的这一学术选择,而要理解这一学术选择似又需回溯其主要的教育学术道路。

  一、瞿葆奎先生晚年主编《丛编》的学术选择

  (一)主编《丛编》作为有待理解的学术选择

  众所周知,主编《丛编》是一项庞大的学术工程,必耗费巨大的心力和漫长的时间,年富力强的学者对此都可能反复掂量、踌躇不决,而当时年届八十的瞿先生却毅然决定承担主编《丛编》的工作,再加之他对自己的这一学术选择又没有见诸文字的解说,因此,其晚年主编《丛编》之事便实在有待理解。翻阅《丛编》可知,瞿先生在《丛编》的“序言”中并没有论及这件学术工作的意义,甚至没有交代整件事情的缘由。只是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在“出版说明”里做过如下陈诉:“站在世纪之交,我社思量有必要重树前辈们的精神财富。2003年春夏之交,我社副社长、副总编黄旭赴沪,力邀华东师范大学瞿葆奎先生和郑金洲教授担任主编。”[1]根据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这一说明,似乎主编《丛编》对于瞿先生而言是极其偶然而被动的事件,他不过只是出版社的运营思路的积极响应者。然而,任何学者都不可能随意选择如此耗费心力的学术工作,更何况是向来以严谨著称的瞿先生面对晚年的学术选择。不可否认,出版社的真诚邀请或许对促成此事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若将瞿先生主编《丛编》的学术选择完全看作对出版社的附和与应承,那将会是对瞿先生最大的误解。

  (二)如何理解主编《丛编》的学术选择

  一般而言,人们在选择行动(或不行动)时,总是以其对行动意义的足够理解为前提。瞿先生以耄耋之年主编《丛编》,他明知此项工作将历时数年且极其艰辛,仅联系著者家属获取版权便足以让人却步,因此,若不是其认识到这项工作具有极大的学术意义,那便实在不可理解了。然而,瞿先生却偏偏对《丛编》的学术意义只字未提,这着实值得我们思考和体味。不言《丛编》的学术意义,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没有学术意义,二是学术意义乃是不言自明的。显然,答案只能是后者。人们或许不会反对瞿先生主编《丛编》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但问题在于,这里的“不言自明”不是任何其他判断者的不言自明——其他人的判断无法成为瞿先生学术选择的真正动因——而是以瞿先生的学术眼光来看的“不言自明”。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主编《丛编》的不言自明的学术意义,就须具备瞿先生的学术眼光。后辈学者怎敢妄言达到瞿先生这位学术巨擘所具有的眼界?但是,如果说无法达到,那么是否有稍可接近的办法?我们认为,“接近”的路径唯在梳理瞿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来回揣摩、涵泳,然后再循着这条学术道路的指向去理解主编《丛编》的学术选择,或许勉能领会瞿先生的“不言自明”。

  二、瞿葆奎先生的教育学自觉之路

  瞿先生“文革”之后的学术研究具有较大的连续性。如果用一句短语来概括瞿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研究主题,最恰当的或许是他为自己著作的命名:《教育学的探究》。诚如其言,“追随教育学是为了探究教育学”[2],瞿先生关注的主要不是具体的教育现象而是教育学本身,其研究处处表现出将认识之光返照教育学自身的一种学科自觉。梳理文献可知,瞿先生曾走过的教育学自觉之路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初对教育学研究方法的系统探讨,以及随后为改善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所做的学术实践。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作“方法论自觉”。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对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学科体系等进行的深入思考,以及带领学界同仁开展的“元教育学”研究。这一阶段可称作“认识论自觉”。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对中国教育学史、西方教育学史所进行的考察。这一阶段可称作“本体论自觉”。无疑,这里的“方法论自觉”、“认识论自觉”与“本体论自觉”的划分是大略的,并不排除同一时段存在交叉,但尽管如此,我们却可由此初步领略瞿先生的教育学自觉之路的层层深入与无限风光了。

  (一)教育学的方法论自觉及其实践

  对研究方法的反思之所以称作“方法论自觉”,一方面是因为瞿先生的研究着眼于教育学研究的方法系统,而不仅仅只是探讨某一种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瞿先生的论证总是从教育学科的性质出发,例如,从“教育科学是一门经验科学”、“教育科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以及“教育科学又是一门综合科学”等基本观点出发[3],对上述研究方法的理据展开深入探讨。经过一番系统分析,瞿先生指出,教育学“从方法论来说,归纳起来,不外乎‘理论研究’、‘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和‘历史研究’这样四个基本方面。这四个基本方面,就像‘一张台子四条腿’,不可或缺”[4],我国教育学方法论方面的缺陷在于定量研究的不足,如教育研究缺乏扎实的调查分析工夫,教育实验也是长期门前冷落车马稀。瞿先生尤其重视教育实验,他不仅撰文历析其近十个方面的问题,包括“实验的假设过于一般、抽象,缺乏可检验性”;“实验控制较差,实验因子中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未能明确呈现”;“实验材料、测量手段、具体操作过程不够规范或标准”,等等,[5]而且还亲自移译实验教育学派代表人物拉伊的经典著作《实验教育学》。当然,瞿先生之所以高度关注《实验教育学》,其根本原因似还在于教育实验对教育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为按拉伊的看法,“实验教育学是新教育学”[6],实验乃是建构教育学的方法论。

  (二)教育学的认识论自觉及其实践

  时至20世纪90年代初,无论教育理论界还是实践界对教育学的现状都感到不满,方法论反思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摆脱困境,走出迷惘,必须对教育学实施更为全面的、深刻的反思。[7]方法论自觉从此走向认识论自觉。所谓“认识论自觉”,是指对教育学的认识论特性进行全面反思,具体包括对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与结构体系、教育学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教育学发展历程及其规律、教育理论的真理性标准,等等。“认识论自觉”的具体学术实践即创建“元教育学”。瞿先生率先对“元教育学”进行界说并对其饱含期许,他指出,“元教育学是教育学‘困惑时代的哲学’,它给教育学反观自身带来了一定的启示,从而为教育学的进一步发展理清思路、拓展时空”[8]。其后,他还对元教育学的“课题与方法”进行详细规划,提出从教育学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曾经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教育学的学科分类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倡导综合运用语言学、逻辑学、历史学、现象学、解释学、社会学、统计学等研究方法。[9]由于精心的理论规划以及瞿先生本人所具有的强大感召力,元教育学成为时之显学,引得学界同仁无不关注。元教育学的创建是瞿先生引领学界同仁在教育学认识论自觉过程中获得的一大成果,它必将对我国教育学的发展产生持续性的重要影响。

  (三)教育学的本体论自觉及其实践

  随着“认识论自觉”的深入,一个不可回避的前提性问题突显出来,此即教育学的存在基础问题。有必要说明的是,“存在基础”不同于“理论基础”,“理论基础”是指教育学研究对象所采用的一套概念体系及其蕴含的分析范式,属于认识论范畴,瞿先生曾将其划入元教育学研究之下;“存在基础”属于本体论范畴,其关注的是教育学存在本身,问题指向教育学存在何以可能,对教育学“理论基础”的分析和解答并不适用于“存在基础”问题。对于“理论基础”,人们并不排斥教育学综合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只不过对于未经检视直接“拿来”的方式多有诟病。但是,如果说教育学的存在基础在于其他学科,这可能是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不会认同的观点。分析并解答教育学的存在基础问题便进入到教育学的本体论自觉。那么,教育学的存在基础到底为何?瞿先生此期的学术重心——教育学史研究——似乎正旨在对其进行解答。我们特别注意到瞿先生晚年学术观点中一个有意思的变化。作为对教育学“曾经是什么”研究的教育学史,瞿先生最初将其纳入元教育学研究之中[10],然而,在对教育科学体系分类时,他却将教育学史与元教育学作为两门独立学科[11]。我们认为,这正是瞿先生教育学反思走向深入的明证,而其几乎同时发表的《西方教育学史略》与《中国教育学百年》,以及由其带动、引发的教育学史研究风潮,便是教育学本体论自觉的学术实践。

  三、主编《丛编》与教育学的深层自觉

  (一)教育学的深层自觉

  比较而言,方法论自觉与认识论自觉所及内容大都处于教育学的显性层面,可称为教育学的表层自觉;本体论自觉则指向教育学发展中积淀而成的、不被注意但又深刻影响着现实的教育研究的教育学存在基础,是一种深层自觉。回顾教育学史研究,其或重在诠释学术文献,或以己之见梳理思想进程,前者似仍流于表层自觉,后者对所谓“内史”的揭示又表现出较大的主观任意性,都难以完成教育学的深层自觉。瞿先生之所以不满足于现有的“教育学史”,或许并非对教育学史研究的学术规范或理论水平不满,而是发觉其从根本上难以为教育学奠定基础。不过,教育学史研究虽然无法完成教育学的深层自觉,但它毕竟为我国教育学的奠基找到了方向。通过教育学史研究,瞿先生明确了我国教育学的存在基础既不在于其他成熟学科,也不在于西方教育学史的学术积淀,而在于从“中与西的文化激荡、传统与现代的思想交融”[12]中创生的中国教育学。《丛编》的奠基意义初步显现。

  (二)理解主编《丛编》的学术选择

  追寻瞿先生的学术道路,现在似乎可以理解其为何晚年不顾身体衰退、耳目不便,呕心沥血,耗费数年于《丛编》的编纂工作。根据上述分析,瞿先生通过教育学史研究发现《丛编》对于我国教育学的奠基意义,主编《丛编》乃是其教育学深层自觉的学术实践。尽管瞿先生没有直接阐明这一学术选择的缘由,但却不能就此以为他没有认识到这项工作的意义。实际上,瞿先生选择了一种隐秘的方式论证《丛编》的学术意义。我们知道,《丛编》所选名著凡五十种,几乎涉及所有教育学分支学科,对其逐一分析是不可能的,总体上直陈其意义也难免宣传之嫌,因此,瞿先生从另外一个更省力、也更高明的方式论述了《丛编》的重大意义,即重新审视中国教育学百年,重述产生《丛编》的教育学史段的学术地位。正是如此,瞿先生在《丛编》出版前夕重新返回中国教育学百年,发表了《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求索》一文,并将其作为《丛编》的“代序”。仔细阅读这篇重要文献,我们发现,瞿先生正是通过重新评述历史为《丛编》的学术意义进行论证。在此次研究中,瞿先生对20世纪上半叶我国教育学“译介—编著—草创”这一段历史进行了重新认识,否定了“那种‘痛快地’认为我国教育学科是‘先抄日本’、‘继袭美国’、‘再搬苏联’的说法”,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比较简单化了的认识”[13]。显然,只有重新认识这段学术史才能证明《丛编》的意义,因为《丛编》正是这段学术史的思想结晶。

  (三)《丛编》意义的学术史论证

  重新回顾这一段学术史,瞿先生大致从如下几个方面论述了其奠基意义。首先,这一段学术史是教育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原点。我国教育学的存在和发展应奠基于传统和现代文化的融合。现代教育理论来自西方,与我国传统的教育实践之间必然产生“摩擦或张力”。这一段学术史正可谓“立足中国教育情势”、运用我国传统教育文化改造西方教育学的原初实践。[14]其次,这一段学术史为我国教育学吸收西方理论提供了多种范式。我国教育学的存在和发展应奠基于中外学术交流之上。在20世纪上半叶,我国教育学者在吸收、改造西方教育理论方面进行了多种尝试,据瞿先生统计,至少包括五种“改造”范式:“删削”式、“添加”式、“参合”式、“改易”式以及“融化”式,这些经验是我国教育学发展的宝贵财富。再次,这一段学术史探讨了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必要性。我国教育学的存在和发展应以自身的独立性为基础。这一时期多数学者承认教育学是一门独立学科,他们在教育学如何吸收其他相关学科学术成果,同时又保持自身必要的学科独立性上进行了探索。最后,这一段学术史还为教育学以自由的学术精神独立于社会现实提供了镜鉴。我国教育学的存在和发展应以学术自由为基础。这一时期教育学直面社会现实,以自由精神批判各种意识形态的强制,为教育学的自立提供了精神基础。要言之,这一段学术史是我国教育学的存在(瞿先生言为“草创”)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丛编》作为这一段历史的学术成果,直接奠定了我国教育学的存在基础。

  (四)主编《丛编》与教育学深层自觉的完成

  《丛编》虽在理论上可成为教育学的存在基础,但大多著作都由于年代久远而难以寻获,要将教育学的存在基础从理论可能变成现实,关键在于让每一位教育学者都能方便地获取《丛编》,并对其加以阅读和理解。主编《丛编》正是瞿先生在教育学深层自觉的推动下将“可能”变为“现实”而展开的学术实践。对此,我们不妨从《丛编》的编纂方式上略加分析。首先,为了方便阅读,具体的编辑工作在“板式安排”、“字体规范”、“标点规范”、“译名规范”、“数字规范”、“标题序号”、“错漏校勘”以及“注释规范”等方面下足功夫,将一本“旧体书”变成一本“当代书”,完全扫除阅读障碍。其次,瞿先生聘请了一批教育学界的知名学者作特约编辑,这些特约编辑来自不同领域,他们连同其硕士生、博士生等构成的学术团体由此成为《丛编》的基础读者,这就保证了《丛编》拥有分布广泛的读者群。再次,瞿先生要求特约编辑写一篇“前言”,交代著作时代背景,介绍著者的学术发展,理解著中的重要观点,等等,这一工作无疑确保了《丛编》的阅读和理解具有较高的起点。如此来看,为不负瞿先生的心血,我们不仅要认真阅读和理解《丛编》,而且还需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并循着他用自己最后的生命之火照亮的教育学自觉之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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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瞿葆奎,郑金洲.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 出版说明.

  [2] 瞿葆奎. 教育学的探究[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自纪.

  [3][4] 瞿葆奎,钟启泉. 教育政策与教育科学[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0,(6).

  [5] 叶澜,等. 向着科学化的目标前进——试述近十年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演进[J]. 中国教育学刊,1989,(3).

  [6] 瞿葆奎. 拉伊和他的《实验教育学》[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9,(4).

  [7] 瞿葆奎,黄向阳. 教育学的反思与元教育学[N]. 湖南教育报,1994-01-01.

  [8] 瞿葆奎. 元教育学研究[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前言.

  [9][10] 唐莹,瞿葆奎. 元理论与元教育学引论[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5,(1).

  [11] 瞿葆奎. 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代序.

  [12][13][14][15] 瞿葆奎,等. 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求索[J]. 教育学报,2006,(3).

  (作者雷云系四川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与心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吴定初系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